另一方面，法律规则反映特定时代的秩序构造，以文字的形式加以表达，却又局限于此。

全面从严治党的宪法工程学为讲好中国的实践故事提供基础。中国共产党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通过管党治党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具有强烈的宪法意义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价值，这对于政党与宪法发展、与民主政治建设的关系来说是一项全新的事业。

这在某种程度上就体现了宪法法律对党内法规体系的控制，而此种控制结构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内部治理模式的新发展。（一）美国抑制政党的麦迪逊主义 尽管现下政党变得不可或缺，但在民主发展的早期历史中，政党往往被有意忽视。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与宪法的关系直接影响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根据《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党内监督的任务是确保党章党规党纪在全党有效执行，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其中，人民主权是宪法的原则和目标，它不仅揭示了权力的来源，也同时限定了权力运行的范围和方式。

在我们的理论逻辑之下，中国共产党并非西方的宗派性、利益性政党，它与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是紧密结合在一起而非相斥的，更不是要被抑制的对象。（张友渔，1982） 八二宪法的此种设计，决定了政党治理的路径，中国共产党必须承担起管党治党的责任和义务。3.文化平等的保障 所有公民都拥有文化享有权，但是根据个人的经济能力，在权利享有上可能会产生实质性差异。

[5]（117-118） 但是，文化活动的自律性并不意味着文化活动的自由是无限制的。尤其对于现代国家而言，各国通过文化国原理的实现来强化作为文明国家的性质。但是，文化享有中的平等问题、地域文化的保存及鼓励问题、多元化社会中移民的增加引起的文化多元化和社会整合等问题在韩国依然很重要。在以自由和平等为根本理念，男女平等观念深入人心，经济高度发展的现代自由民主主义社会，韩国《民法》第 809条第1款 (同姓同本的血亲之间禁止婚姻)规定了同姓同本禁婚，这已经丧失了社会的妥当性乃至合理性，同时还背离了规定人的尊严和价值及幸福追求权的宪法理念以及基于个人的尊严和两性平等成立和维持婚姻和家庭生活的宪法规定，不仅如此，男系血族这种性别差别还违反了宪法的平等原则，另外，其立法目的已不再是通过限制国民对婚姻的自由和权利来实现社会秩序或公共福利，在这一点上还违反了宪法第37条第2款。

宪法是一个国家共同体的最高规范和根本规范，那么，就有必要探讨一下宪法是如何看待文化、如何规定文化的。首先在前文中提到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的所有领域中每个人的机会均等……，从而强调了文化领域中的机会均等。

所谓文化基本权利并不意味着一定要在已有宪法基本权利分类的基础上提出新的独立的基本权利分类体系并承认这种分类体系。因此，文化行政在政治上要维持中立，国家的文化形成性干涉和介入也应当根据补充性原则在不侵害文化自律性的前提下使其最小化。基于以上讨论，对宪法上的文化国可以给出以下定义。文化活动的自由也会因他人的基本权利及公共利益受到限制。

笔者认为中国需要在承认文化国原理以及文化基本权利方面更加积极一些。一、文化国原理的理解 （一）文化国的内涵 文化一词是一个涵义极其广泛、复杂而丰富的概念，不同的学科领域和不同的学者对文化的理解存在一定的差异，这就使得对文化国的概念下定义变得更加困难。这是因为人们认识到了文化权利不仅和经济性、社会性权利一样是实现人的尊严和人格不可缺少的，同时也对民主主义的实现具有很大的贡献。对社会上多种文化的尊重是社会整合的必要条件。

传统文化或民族文化就属于这种范畴。学术、艺术、教育等是实现文化国的代表性领域，那么，对学术、艺术、教育等的法律规范和保障是否具有不被民主主义、法治主义、社会国家原理等兼容的独立性呢？如果具有独立性，那么其独立性又是怎样的呢？只有通过对以上问题做出解释才能最终认定文化国原理是和民主主义、法治主义、社会国家原理并列的基本原理。

但是这种独立性还不足以能够将文化国原理认定为宪法的基本原理。[11]（264）这样一来，除了以上教育、学术、艺术、宗教，广播、新闻、著作权、文化遗产、体育甚至对青少年的保护也能成为文化领域的对象。

[2]（23）因此，文化的自律性和国家介入之间的平衡问题尤为重要。[9]（7）因此，把文化国原理认定为限定在文化领域的基本原理比较妥当。三、对中国的借鉴意义 中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伟大的中国文明与文化对世界各国也产生了远大的影响。正因为如此，对文化的国家介入应当为文化的产生和发展提供土壤，同时又要求这种国家介入能够自我限制，还要求相关立法逐步完善。进一步来说，社会整合是一个国家稳定发展的基础。另外在宪法第69条中规定总统的就任宣誓中包含对民族文化的兴隆做出努力的内容。

如上所述，韩国宪法上所有关于文化的规定都被理解为文化宪法，国家通过文化宪法规定体现文化主义理念，文化国原理是以实现文化主义理念为目标的国家原理。[9] 【韩】李锺秀，文化基本权利和文化法制的现况和课题，公法研究，第43集第4号。

[6] 贾震浩、相焕伟：宪法上的文化权利：我国文化政策法制化的根基，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3期。文化是具有主体人格的人在共同体内生活的过程中创造出的精神力的总和，是人固有的自律性的精神资产。

宪法上的文化可以定义为和国家具有特别关系的人的精神性创造活动的领域。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对包括文化事业在内的各种事业领域的政府的影响力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加明显。

另一方面，还有否定文化国原理的适用的观点，关于这一观点，19世纪初在德国为了连接国家和文化，哲学家J.G.Fichte首次提出了文化国（Kulturstaat）的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没有考虑文化的相对自律性，完全从国家主义的观点认为文化是国家从属性的[9]（242），可见这种概念并不合理。[7]（318-320） 二、韩国宪法上文化国原理的体现 两次大战结束之后，无论各国的体制如何，各国不仅强调政治的整合，为了强化社会的整合，各国也都在强调文化国原理。当然，也有很多需要我们传承下去的好的传统文化和民族文化。特别是，文化形成中的自律性和多样性为教育的自主性、专门性、政治中立性及大学的自律性提供保障，这种保障为无偿义务教育制度、终身教育制度乃至大学自治等教育制度(第31条)提供支撑。

尤其在中国这样的多民族国家，文化的自律性尤为重要，德国学者M·舍勒在评价国家对民主的文化自由的干预时指出：只有当国家给予各民族文化自由，而不是企图在其领土上居住的各民族铸成一个单调的所谓国家文化，只有这样，国家才能集多民族于一身，使自己超越民族感情，成为她们的合理的主人。但是，与其他基本原理相比，目前关于文化国原理的探讨还不是很充分。

即，文化国是指从国家获得文化活动的自由并由国家提供对文化活动的保护、支援、调整的国家。只是出于便利将宪法的各种规定中与文化有着深刻关联的基本权利规定分类为文化基本权利而已。

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文化概念的可变性。文化的自律性是指国家的文化政策对于文化活动的中立和宽容。

2.所谓文化基本权利的概念及其范围 在韩国，关于文化基本权利或文化权利是否是独立的基本权利、是否可以将文化基本权利或文化权利划分为新的基本权利的问题，学者们持有不同的见解。另外，过度的文化给付可能会弱化文化的自律性，因此，文化给付也应当在最小范围内行使，国家的介入如果侵害了文化形成的自律性和中立性，这种介入很可能会成为违反比例原则的违法文化侵害行为。韩国宪法法院在宪法解释上采取了客观论立场。所以不能盲目地把德国、韩国的文化国原理照搬过来。

但是需要明确认识的一点是国家虽然培育和振兴文化，但这并不代表国家会成为文化国形成的直接主体，国家只是发挥辅助性作用。另外，韩国宪法法院从韩国宪法第10条的人的尊严性及幸福追求权引出了文化享有权。

在这种观点中，有关文化国概念所存在的根本性问题是没有认识到文化在本质上属于自律性的社会领域，依然认为文化是国家问题。与韩国这样的单一民族国家不同，考虑到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导致的文化差别、不同的少数民族、广阔的国土面积等中国的国情，在中国很有必要承认文化基本权利。

还需要国家对文化的培育和振兴(一)人权法学是一门回应国家和社会治理的发展型学科 在中国，人权法学的产生得益于人权理论和法治理论的共同推动。